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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□徐瓊 成都
　　時隔不到兩年，浙江寧波再次塌樓。寧波奉化一幢只有20年屋齡的五層居民樓4月4日倒塌，造成1死6傷。當地已啟動問責，有關房屋開發、設計、建築與監督單位的責任有望釐清。但民眾憂慮難平，輿論普遍擔心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大幹快上時期建設的“快餐式”樓房是否正進入“質量報複周期”？
　　建築物也是有生命的。說“建築質量報複”，大概因為寧波兩次塌樓時間間隔過短，不需要多加提醒，人們就會很快想起上一次：2012年12月16日，寧波市江東區徐戎三村2幢樓發生倒塌，造成一死一傷。而同樣是悲劇，第二次塌樓相比而言更讓人不能接受，不僅在於它本能卻未能繞開前車之鑒，還在於，它明明是危房，相關部門和個人偏偏無有作為心存僥幸，終於等到人與房共存亡這天。這，才是整個塌樓事件最令人扼腕之處。
　　寧波本來有機會的。正是因為2012年那次塌樓，寧波市在全市開展住宅安全排查，這次倒塌的居敬小區29幢被鑒定為C級危房，需要維修加固。按說危房鑒定一齣，各方須嚴陣以待，一天都不要等，但事情在關鍵的維修費用上卡了殼，據說，曾經有過“街道辦與住戶各出一半”的建議，未被住戶接受，因此延宕至今，直至房塌人亡。
　　殷鑒在前，預警在後，這樣的悲劇實在不該發生。2012年寧波塌樓事件後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民房設計標準偏低、建設規範不嚴等問題進入公眾視野。各界的共識是，標準偏低、建設失範的建築風險累積至今，風險暴露期已然來臨，如何發現、防範並解除這類風險，對全國而言都是普遍性的問題。寧波亡羊補牢，在全市排查危房，起始良好，可惜配套不足，未能避免重蹈覆轍的結局。
　　寧波二次塌樓給出新的教訓是，既然危房已成現實，危房檢測出來後的治療問題就需要更周全、剛性的制度設計，尤其是房屋維修加固的資金來源。
　　現實的難題是，二三十年前的多層磚混結構民房，多由單位籌資或集資自建房，或者農轉非居民自建房，鮮有開發商介入，施工亦常常是包工頭散兵游勇式的生產方式。一方面住房先天不足未老先衰，另一方面承建方等責任人普遍缺失，如何界定業主與政府在危房治理上的角色就格外重要。一個較好的範例是，像香港特區那樣，由政府推行強制驗樓計劃，一面以法律督促居民與業主自覺自察房屋質量，一面以財政補貼方式幫補居民舊屋的自我修複。
　　兩次塌樓事件告訴我們，危樓不是一天形成，住戶總是能感覺併發現樓房的種種凶兆，關鍵是人如何面對。面對危樓，各方束手無策、得過且過的做法，無異於最危險的拖延症，才令事態惡化到無法收拾，終被“報複”。　　（原標題：拖延症躲不過樓房“報複周期”）